从17年前的SARS到此次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医药在提高治愈率、降低病死率方面的疗效明显，得到了各方认可。尤其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后，中医药全程、深度介入治疗，为疫情防控做出了重要贡献。
其实，在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医药参与各类重大疫情防治，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成功的效果。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所长胡镜清认为，我国历史上中医药在重大疫情救治中所积累的经验，对当今疫情防控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学习。应从制度建设上将中医药纳入我国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临床救治体系。
我国中医药抗疫历史悠久，他认为中医药抗疫一直是我国历史长河中的重要篇章，对保证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功不可没。“相比历史上西方疫病爆发经常导致三分之一甚至是二分之一人口损失，数千年来我国人口基本保持平稳增长，一直到清代人口大幅增长。”
从中华民族人口增长来看，自西汉一直到明代，我国人口数基本上在4600万到6000万之间波动。到了清代，虽然从现存的文字记载看，这一时期瘟疫流行超过此前任何一个时期，但此时中医温病学已经诞生，并在大江南北盛行，清代人口数量有了大幅度增长，至乾隆年间人口已超过2亿人。
从疫情记载来看，在距今3000多年前的商朝（公元前1600～公元前1046年），就有了疫情的文字记载。据《中国疫病史鉴》统计，从西汉到清末，中国至少发生过321次大型瘟疫。元明清时期，疫病的流行达到中国历史上的顶峰，元朝（1271～1368年）疫病流行年份多达30余年，明朝（1368～1644年）跃至118年，清朝（1644～1911年）高至134年。说明明清两代几乎有一半的年份都有疫病流行。具有频率高，疫病的传播广，跨省的疫病也时有出现。”
但回顾建国后的几大公共卫生事件，我国卫生条件已有较大改善，
1954年、1955年，石家庄市乙型脑炎流行，采用中医治疗取得了显著效果。1955年卫生部两次派遣工作组前往石家庄市调查1954年中医治疗乙脑的情况，随后卫生部作出决定，“必须重视和推行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的方法”。数据显示，1954年石家庄市中医治疗的流行性乙型脑炎31个病例，其中半数以上皆系极重型病例，无一死亡，达到了100%的治愈率。值得一提的是，在历史上，中医药抗疫不仅仅为我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还为世界抗击烈性传染病贡献了中国智慧。
据介绍，“天花”在东汉初年传入我国后，在明代我国就率先研制出“人痘接种术”用来预防天花，效果显著。百余年后英国的医生琴纳在实践人痘接种法的基础上，于1796年发明了牛痘接种术。由于牛痘接种术在全世界的推广、传播，天花得以控制，直至1979年10月26日WHO在内罗毕宣布全球消灭天花，这是人类真正第一次控制了一个烈性传染病。
“我国人痘接种法发明的意义，远不止于它是牛痘发明之前预防天花的有效方法，更重要的是，它成为人工免疫法的先驱，向世界贡献了卓越的中国智慧。”中国几千年防治疫病的成就和贡献，值得我们高度重视。近现代以来，中华传统文明的传承出现断层，在较长历史时期内，对中医药重视不够，中医药发展受挫。
“中医药早已形成防治疫病理论与方法体系。”有人类就有疾病，人类文明历史，同时也是与疾病特别是传染性疾病的斗争史。我们回顾历史，中国疫病流行与防治的斗争，几乎与五千年中华文明同步，已逐步发展形成了中医防治疫病理论与方法体系。
从东汉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开始，到明吴又可撰写第一部瘟疫学专著《温疫论》，至清末，中医学已形成了一套理论较为完备、技术方法丰富的疫病防治体系。
据出土的《云梦秦简》记载，秦代已设置有“疠迁所”对麻风病人进行强制收容；《汉书》记载汉元始二年对疫灾的救治：“民疾疫者，空舍邸第，为置医药。”这意味着，古代政府为控制流行病建立了临时公立医院，说明中国早在公元2年就对传染病采取了隔离措施。至于民间许多焚香避秽、清扫逐秽、饮水消毒的防疫习惯，则具有更为久远的历史，民间应用极为普遍。
他强调，中医疫病学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对今天防治新冠肺炎仍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中医学重视人体自身抗病能力、注重调整机体内在平衡的基本出发点，因人、因时、因地的变化策略，独特的辨证论治诊疗模式，丰富多样的药物和非药物的防治技术手段，值得我们重视和努力加以研究、应用。
他强调未来一方面应加强对中医的重视程度，另一方面还需进一步加强中医药防治传染病作用的研究。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中医药发展应该三步走“总结规律，阐明机理，融合创新”，是很有指导意义的。
并建议中医药应纳入公共卫生突发事件预防和临床救治体系
从古代防治疣、疵到霍乱、疟疾的治疗，再到发明人痘防治天花，从乙脑病毒到SARS，再到新冠肺炎病毒的治疗，我国中医药的地位和作用，已在历史上众多疫情救治中得到验证。
对于疫病的治疗，中西医各有优势，应该中西医配合，各展所长。西医主要是针对病原学控制。中医重点关注人体自身平衡状态的维持，调节免疫力，从而达到治病的目的。对那些病原不明确，或对病原没有针对性治疗方法的难治性疾病，中医药仍有用武之地。
“在人类防病治病维护健康的艰辛历程中，任何将中西医分割开来的做法都是狭隘的、非理性的。”中西医防治疫病各有所长，应当发挥各自优势，共同抗击疫病，不能偏废。西医学在对传染病病原的认识、分离和控制上，显然超过中医学。中医学立足人体自身功能的平衡恢复和整体调节，以及丰富多样的方法手段，又为我们提供了有别于唯病原论的不一样控制策略和方法。
在当今中国特色传染病应对体系和机制的建设中，我们应该进一步强化中医药在当今传染病应对中的作用，要从制度上彻底解决治理体系上中西医并重的问题。事实上，2003年的SARS治疗，与世界上其他感染SARS的国家相比，我国虽然感染人数最多，达到5327人，但是死亡率最低，为7%（广州仅有4%），远低于11%的世界平均死亡率（香港更高，为17%）。而究其原因，与中医药参与SARS防治而发挥的作用分不开，世界卫生组织（WHO）给予中医药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在世界卫生组织（WHO）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于2003年10月联合主办的“中医、中西医结合治疗非典国际研讨会”上，专家一致认为，中医抢救了大量非典患者的生命；在预防和恢复期治疗方面，迄今西医尚无针对性治疗方法，中医有其独到之处。
因此，我国应立法明确，将中医纳入公共突发事件临床救治体系。他认为，只有真正纳入体制、体系中，当发生疫情等公共卫生事件时，中医药医学的参与才会更为顺畅，真正发挥好中医药在传染病前期预防、临床救治和后期康复中的作用，“而不是像目前还需靠中央、地方发文要求中医参与。”